《历史转折》也是我的“转折”

　　廖凯的工作室，在水口寺附近一个偏僻的小山坡上。12月的贵阳，虽还未进入隆冬，但也已经冷得浸骨了。穿着一身沾满各种泥浆、颜料的帆布工作服，廖凯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建筑工地的工人，他正在为自己的一件作品打坯，见记者来采访，他把记者让进了窄小的工作室中。

　　在采访廖凯之前，记者查阅了《艺术界》、《雕塑》等国内专业期刊，发现业内专家对《历史转折》这组雕塑的评价褒奖颇多。专家们认为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论，这次史诗性“组雕”的完成，在中国纪念性雕塑史乃至中国雕塑史上都是值得一书的事件。

　　对于记者所提到的这些褒奖，廖凯显得很淡然。“其实，是这段伟大的历史为作品提供了太大的创作空间，就像一千个演员会演出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，‘遵义会议’在不同的创作者手中，都会有它不同的创作方式。”

　　2003年之前，廖凯是一个从事城市雕塑的艺术家，开着一家文化传播公司，为城市的街道创作一些点缀性的雕塑，日子过得平淡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廖凯为遵义纪念馆做了一组***旧居的雕像，他的这组雕像非常成功，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。此时正好面临着遵义纪念馆即将扩馆，在扩建项目中，就有要将“遵义会议”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做成雕塑的方案。本来，这组雕塑是准备请国内知名的雕塑家来创作的，廖凯的***旧居雕像成功完成后，有关方面领导便决定，“遵义会议”是贵州的重大历史事件，这组雕塑还是应该由贵州自己的艺术家来完成。

　　于是，廖凯便接下了为遵义纪念馆创作名为《历史转折》的这组雕塑的任务。“《历史转折》是中国的重要历史事件，也是我生命中的重要转折。”廖凯这样形容使他声名大噪的作品。

　　谈到《历史转折》的创作过程，一直话不太多的廖凯开始变得滔滔不绝起来：“作品在2004年冬天开工，时间非常紧，必须在2005年1月底完工，当时已经只有两个来月了。在贵阳做雕塑可不比北方，可以在室内做，我们必须在室外做，才能保证作品的效果。呵呵，那个冷啊，真是不好形容，不夸张地说，我的手指头真的被冻得跟十根红萝卜似的。”

　　“组雕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是彪炳史册、赫赫有名的历史伟人，而组雕的性质又是纪念性的，还带有某种程度的公共性，这两个基本点便决定了组雕必须始终以史实为基础，不能过于离谱。要达到这个要求，自然也是有难度的。这个难度在于：必须深入理解这一历史事件（遵义会议）的全部真相，及其转折点的历史含义；必须掌握此时此地此刻（会议所在地）的氛围；必须准确地捕捉到主要历史人物的年龄、性格、气质、特征，特别是思想、情感的内涵，还有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。”廖凯这样谈到了他的创作感受。

　　找到了正确的定位

　　如果你想看廖凯的雕塑作品，大可不必去美术馆，因为他很多作品不是摆在专门的展厅，而就在如大南门、纪念塔等贵阳市的街道中、小区里。廖凯说自己喜欢把作品放在公众的、显眼的地方，因为雕塑就是拿来被评论的，这样才能体现出作品的价值。

　　做了《历史转折》之后，廖凯的“长征情怀”一发不可收拾，紧接着又创作了《黔南怒潮》、《四渡赤水》等长征题材的作品。

　　“每个艺术家都有我这样的心态，就是会不停地寻找自己的艺术定位。我想，我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定位。”1970年出生于开阳的廖凯，从小就对美术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，16岁就开始以雕塑为职业。刚开始，廖凯的创作是以城市雕塑为主，大南门、纪念塔等贵阳市的大部分城市雕塑，都出自他的手中。廖凯说，大概在1995到1997年两年时间内，曾非常想要离开贵阳，原因是每天一成不变毫无新意的生活状态让他无法忍受。走在大街上，他感觉这个城市既熟悉又陌生。因此他决定暂时离开，去了北京。

　　在北京，廖凯进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进修，工作了一段时间重新回到学校的生活让廖凯有一种全新的感觉，每天的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，听讲座、看展览。等到学习结束又回到贵阳时，他回忆起在机场下飞机时的情景，当又呼吸到迎面扑来的那股贵阳特有的清新空气时，让他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。这时他才发现，自己对这个城市原来是有着深厚感情的。每天都会经过的道路，看到的建筑，交了几十年的朋友，都在这里，这个城市不仅意味着生活的来源，也见证着自己理想的实现。

　　现在的廖凯，将他的艺术方向定位于“长征题材”，他计划以更多长征历史事件为源泉，创作出更多、更能表达长征精神的雕塑成品。

　　作者：袁源

　　来源：金黔在线-贵州都市报